序/
在當前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劇場藝術正在尋求新的表達形式及與觀眾互動的可能性。林奕華(Edward Lam)導演的新作《我在那時錯過了你》體現了這一趨勢。作為一位以實驗和創新著稱的導演，林奕華這次特別選擇「Lecture Performance」的呈現方式，將臨場的互動融入演出中，激發觀眾的思考與參與。他希望通過這樣的形式，引導觀眾去探索劇本所蘊含的深層意義，促使觀眾對於選擇、時間和人際關係等議題進行反思。
「我在那時錯過了你」的構思起源是怎樣開始?同時跟梁祝的一年這個計劃有着甚麼的關連?
《我在那時錯過了你》導演、演出 – 林奕華 Edward Lam(以下簡稱「Edward 」)
Edward: 這部作品的初衷主要源自於檢視演員、劇本及空間三者之間的密切關係。過去十年，我與王宏元和路嘉欣的合作經驗使我對他們的表現深感熟悉，然而，在話劇形式上卻少有接觸。於是，我開始思考，如果我們能把這些傳統演員帶入一份專為話劇設計的劇本中，他們又會展現出怎樣的才華與不同的演出體驗呢?
去年進行的《A.I.時代與梁祝的繼承者們》在劇本的尾聲，美術館的表演中，兩位演員所展現的交流令我感受到某種延續的可能性，我想看看這兩位演員在更完整與集中的篇幅中進行交流。恰巧我看到英國國家劇院正在製作《Constellations》，這部戲僅由兩名演員構成，且情節圍繞他們之間的互動。我問了兩位演員對這部戲的看法，他們都表示有興趣。女主角的某些特質與路嘉欣相似，而男主角則與王宏元有相似之處，這就讓我看到了將劇本和演員之間的連結。
再者去年十一月，我與台中歌劇院展開了一個計劃，旨在培養觀眾。這並不是僅僅在台中進行的思考，而是我在香港一直都在推動的一個課題。當今的劇場經常強調觀眾對演員的認同和喜愛，但對我而言，創作的過程往往應該是一個冒險。我不斷探索著，不滿足於僅僅重複熟悉的事物，而是渴望在未知中尋找可能性的創新。台中作為一個場地比香港更有建築特色，他們很慷慨地給我們一個星期的時間，隨意用那個地方，所以我就把三樣東西結合在一起。把一個大家未必熟悉的劇本，帶兩個演員進去，觀眾隨時都可以進來這個場地，然後看到我們怎樣談劇本，看到我們怎樣了解這部戲，再嘗試找一種表演形式。這是我們第一階段的演出，名為《台中台·戲中戲》。我們不僅僅是排戲，我們試圖與觀眾進行互動，讓他們能夠了解到我們正在講述一個什麼樣的故事。正如我所想，觀眾來到現場時，我們調整了排練的方式，甚至讓他們直接參與到劇本的閱讀和討論中。這樣的設置使得我們的觀眾無論背景如何，都能有機會了解到這部作品。
隨著時間的推移，今年三月進行了第二次表演。在這一階段，我選擇不重複之前的模式，而是直接進入了完整的演出。透過利用場地的特點，安排觀眾的座位，觀眾能夠從不同的角度欣賞到這部作品的魅力。我總是拿這種空間比喻成一顆蘋果切開了兩半之後，觀眾藉由五場不同的視點把整個蘋果都品味到，每場互動都在不斷切換觀眾的視線，讓他們的視野同時交織出不同的觀感與反思。
因此，《我在那時錯過了你》這個作品，實際上是三個方面的交織——演員、劇本以及空間。它們在這個獨特的過程中交融，彼此影響，籠罩著整個演出，旨在讓所有觀看的觀眾，不論他們的背景如何，皆能感受到這個劇本和演出。無論在香港還是台中，我想這個作品的生命力，是可以隨著不同空間和不同觀眾的交流而不斷延伸的。
今次用了「Lecture Performance」這個手法去呈現，在整個佈局或者當中技巧上的特色是甚麽?而你與演員在準備的過程中跟以往有甚麼不同?
Edward: 我覺得這是培育觀眾的一個形式。作為導演，我會在演員演出時隨時介入，這樣的介入不是事先編寫好的劇本，而是一種即興的反應。當演員演完一場後，我會根據觀眾當時的反應，簡單介紹下一場的內容。我的串場像是在美術館觀賞藝術品的過程有個導賞帶領，觀眾隨時都有新的觀感和想法浮現。因此，這種方式讓觀眾並非僅僅坐在鏡框式的舞台前靜靜地觀賞，而是成為了整個舞台改變過程中的一部分。
這部戲還有一個階段就是聊天節，在香港大學的即興彩排中，參加的學生們能夠拿到一頁劇本或分到角色，然後可以跟演員演對手戲，這對演員而言是一種全新的體驗。他們以往只有在排練完畢後才能獲知觀眾的反應，但這次他們卻是在觀眾的實時反應下進行演出，變相令演員可以與這部戲在有觀眾的情況下一同成長，令他們在處理上變得容易。對我來說，「實驗」不應該和「困難」相聯繫。每個實驗都是一個自由探索的過程，我們並不能確保每個想法都能夠實現，但每一個步驟都是在幫助我們去進入下一個階段，所以過程中我們並沒有遇到障礙或者忽然間覺得這件事做不下去。
值得一提的是，參與的三位演員都有著豐富的經驗和想法，他們能夠適應這樣的合作模式。所選擇的劇本本身也具有極強的實驗性，因為它是一個後設式的一個編寫方式，要求觀眾看每個場景的同時對自己的想法做些實驗。即使每場戲看似相似，我們依然能通過更替的時空設定來挑戰觀眾的接受能力。
故事本身的設定是兩個截然不同背景的人要如何去處理多維的敍事與溝通，當中的內容設定有沒有特別的想法?
Edward: 我看到不同的人排這齣戲，他們都會比較著重演員的表現。我反而覺得我更加著重空間，我們在不同的地點演出，在荃灣和台中的表現都突破了以往的舞台設限。北京的導演 – 王翀，他做這齣戲用了一個很大的屏幕，然後用很多鏡頭圍著兩個演員，每場戲大致分布了各個鏡頭，然後記錄所有走位，每一場都可以視作攝影機拍攝下的一幕幕電影。而我的做法也有用現場的鏡頭去記錄，再配合我剛才所說將空間切開兩邊，其中一晚演員在沒有座椅、沒有觀眾席的一邊演戲，利用現場的鏡頭記錄演員的每一個動作，並將投影到另一邊觀眾面前。觀眾選擇是觀看演出，還是觀看投影，但兩邊都是同事在發生。
我們在製造各種對平衡宇宙的演繹，你明晚來看，我把所有演員換掉，但他們說着同一樣的台詞，令你有種似曾相識的感覺。後晚再來看，我用三個人去演繹兩個人的角色。我將所有空間放寬，觀眾可以隨意選擇座位，或者我限定觀眾的座位。這些做法都是演繹着其實在這個空間並不只有一個「我們」，而是有很多「我們」在同一個時空、同一個宇宙存在着。
這是我第二個做的翻譯劇本，它所包含的空間可以讓人不斷探索，發現更多以往未曾察覺的細節。有另一個很多人都喜歡，關於一宗性侵案件的劇本，在英國國家劇院都有製作，香港叫做《完美證供》，我覺得他們在時間的處理手法上是很不同的，因為這部戲的結局並不是會令看完的觀眾能夠找到自己的立場或者態度，而是在這部戲中，每個角色在那一刻都可以做不同的決定，而觀眾就要去想像那一個才是所謂的「真實」。結局並沒有給予答案「什麼是真實?」但這亦是一個不需要有答案的問題。觀眾帶着「什麼是真實?」的意識融入在生活裏面，比起一個有答案的結局反而會更好，因為我們可以針對着不同的事情去提出疑問，而並不是用同一個標準答案套用在不同的事情裏面。
對觀眾而言，這個作品最值得要感受的是哪一個部份?
Edward: 正如我在《完美證供》及其結局中所反映的那樣，一部戲結局不是告訴我們一種希望的概念，更多的是指引觀眾思考他們在觀賞過程中所經歷的情感與反應。事實上，對於我來說，這個問題所引發的思考，是我創作的核心所在。我一直最感興趣的是我們如何理解和看待事物。這種探索驅使我去反思自己在創作過程中的目的:為什麼要製作這部作品?我希望這部作品能傳達什麼?形式的選擇在其中是一個關鍵元素，因為它決定了作品與觀眾之間的互動模式，不同的形式會引發觀眾截然不同的感受。
譬如聊天節，觀眾的角色就會隨著時間而變化。他們可能在某個下午來聆聽我講述一個故事，接著再觀看他們的排練，最後參與與主持人的對話。這三個環節雖然都涉及觀眾坐在椅子上，但每個環節所構建的體驗卻完全不同，這正是我希望探索的「看」與「被看」的多重關係。
我這幾天都在回想，因為我上星期自己回看《艱辛歲月》，我才知道它說什麼。這部劇是我做的，但在創作時，我其實並沒有刻意去思考生活的碎片性。直到最近再度回顧這部作品，我才意識到它所表現的就是人們的日常生活是如何被分解為一個又一個短暫的瞬間。這種碎片化的處理，讓我產生強烈的感受，我們的生活實際上都在交織著不同的視角與關聯。我忽然覺得整件事有第二種合理性或者第二種影響，讓我思考到作品本身並不是單純的訊息傳遞，而是一種內在的感受，會對人造成改變。
所以現在要做這個《我在那時錯過了你》，我渴望我的作品能夠給觀眾帶來積極的感受，但這不是一個口號，亦不是一個宣言，它更關乎於觀眾自身的內在轉化與覺知。作為觀眾，他可能進來就會經歷一樣東西，我們可以好好聊天，好好地了解這部戲到底是關於什麼?為什麼這樣做?我希望在這部戲有這樣的空間。我想用我自己出來講一個故事，創作本身就是一個故事，而且我創作四十年，我希望這四十年的故事對現在年輕做創作的人有些幫助。
可否用一兩句簡短的說話去形容「選擇」這個命題是一件怎樣的事情?
Edward: 我們對於未來的把握程度越來越低，與十年前、二十年前相比，人們危機感增加使得在做出選擇時更加謹慎，隨之而來的則是缺乏安全感。這種現象背後的原因，在於我們所處的環境越來越被動和極端化。早期只有少數人能運用電腦，現在幾乎每個人都在利用這項工具。然而，使用者的主動性與被動性卻呈現出一種反差，越來越多的人在使用科技的同時，也在不知不覺中失去了對自身選擇的控制感。我認為電腦是一種意識形態的具現。它不僅僅是一項技術，更是一個塑造人們思維與行為的強大工具。在這個過程中，擅長使用這些科技的人往往成為權力的掌控者，而大多數人卻逐漸被動化。這樣的現象使得人們難以去思考與創造，常常依賴外部的刺激與引導，面對許多生活中的必然選擇，他們往往感到自己無法真正做出自主決策。
如果把這個主題推到極端，會發現那些真正自由的人，往往是選擇不去使用科技的。因此，這告訴我們，所謂的選擇，其實是在強烈的社會環境壓力下所產生的「假選擇」。面對這種情況，許多人無法真正做出自我意識的選擇，反而選擇了自我安慰的「假如」，即便這些想像並不具備實際意義。心理學上所提到的補償行為，在現今的文學、電影和其他娛樂產品中愈發明顯。人們在逃避現實的過程中，將焦點放在虛構的內容上，試圖尋找慰藉，但事實上，這樣的消遣難以取代對自身真實情況的反思。即使電影中的情節吸引了無數觀眾，真實世界中卻缺乏一種真正的共鳴，而這就是現今戲劇與文學創作的難點。
我們選擇生活的方式，最終是被如教育、家庭和媒體這些制度化的因素深刻影響。我常常思考個體在社會中所承擔的角色，感受到自我失敗的同時，也在努力尋找未來的可能性。這是一種痛苦的孤獨，因為即使是一個人，若缺乏強大的自我意識，亦很難在選擇的路上覺得快樂。「選擇」對於每一個人而言，最關鍵的問題在於他們是否有勇氣去面對自我的選擇。有時候，知道真實的情況和面對它，或許比單純的選擇更為重要。只有當我們開始真正面對自身的選擇，才能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中尋找屬於自己的道路。
後記
林奕華以《我在那時錯過了你》的成功嘗試，展現了劇場與觀眾之間的另一種互動模式，並引入了對於選擇及時間的深入探討。他的展演挑戰了傳統的表演形式，激勵著觀眾主動探索劇中反映的現實問題。這一作品的價值在於其探討了當代社會的複雜性，並鼓勵觀眾在混亂中尋找自身的意義。通过這樣的方式，林奕華會繼續推動劇場藝術的邊界，打造一個充滿可能性的未來。
《我在那時錯過了你》
- 根據Nick Payne 劇作Constellations 發展而成
5場與林奕華相約的講述展演
Constellations by Nick Payne (work-in-progress) - 5 Lecture Performances by Edward Lam
荃灣大會堂展覽館
2025.5.1-5（四至一）＆ 5.8-11（四至日）
Special Thanks
林奕華 Edward Lam
非常林奕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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